必和必拓欲关闭澳洲煤矿
所以孔子的从周不是绝对的，只是选择的，只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法统就是讲的一个王朝的轮回，就是这个执政者的执政权力的传承。我记得上次我们对话的时候，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实际上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前，长江领域的文明是超前的。
这种基因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气候条件，一下子就蓬勃发展起来了。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3、工商业文明不是羊吃人：中国人学西方文化学反了 枕戈：您讲舜帝也重商业，那么他身上就典型的体现了政教商平衡发展的概念，政就是制度的创制和执政的能力，教是我们宽泛的文化教育，商表现为具有商业理念和经济能力。但是我们还是要讲，我们的商业还是顽强地生长起来了。这个商是一个大生产的概念，它既包括农业又包括流通商贸。
所以说湖南才会一下子把炎帝陵抢过来，把舜帝陵抢过来了。特别是退到泉州以后，南宋没办法了，就只能鼓励从海洋走。这种相互对立的声音，反映了我们这个变革时代的特点，也体现了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复杂性、时代性问题。
当我们将孔子和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象征时，就不能以批判为主，而要以描述、重建历史为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除了广泛汲取世界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精华为我所用之外，重视民族文化之源，吸收传统文化养分是其必不可或缺的环节。关于这一点，学界已基本达致共识，无需赘述。至于孔子学院以孔子命名，则更是切当之举。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言，方兴未艾的国学热、若干大学着力打造的国学专业，也折射出儒家思想的现实地位。或指出孔子是特定时代的人物，其思想有许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因素，不值得大力弘扬。
孔子及其思想除了中华文化代表的象征意义以外，它还有一些超越历史时空的合理内核值得我们学习反思。因此，梁先生认为将来中国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一定会复兴的。国人在这方面不乏仁知之见，海外学着也有类似的看法。也就是说，孔子思想中的许多具体的内容与当今社会相当隔膜。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些都是常识，无需多论。如众所周知的反映在《论语》中的有关个人道德修养问题，就是一个今天仍具活力的思想渊薮。对于这一复杂的文化现象非本文所能述及万一。
我们今天仍需对孔子和儒家文化中不适应时代的东西要态度鲜明地予以扬弃，比如政治思想、宗法制度乃至等级制度等（其中制度文化方面不合时宜的东西最为明显）。孔子是这乱世中少数能够把握自我，处变不惊，善于反思，践行温故知新的思维方式，努力寻找乱世紊流中的未来发展趋势。
梁漱溟先生虽然对孔子和儒家文化抱有深切的同情，一生致力于儒家理想的弘扬和实践。虽然在当时，梁先生的看法似乎有不合时宜之嫌，但历史发展到今天，不是证明梁先生的论断却有先见之明吗？以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到今日的情形而言，不是也说明一味向前看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与挑战吗？这些挑战和危机固然要靠民主和法制进一步完善加以解决，但文化方面的解决之道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里仅以梁漱溟先生为例加以说明。但毋庸讳言，我们今天的社会在人生理想、精神信仰和人格修养等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问题，信仰缺失、人生迷茫，社会总体道德水准不容乐观，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现实。作为儒家文化的开创者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孔子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孔子思想也日益受到重视。[8]2009年，美国国会众议院以361票赞成、41票反对，通过了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决议[9]。他们的批判虽有矫枉过正之嫌，却反应了新时代与孔子思想的矛盾，反应了那个时代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思想文化与民主、科学的时代潮流和解决中华民族生存危机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们今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希望正在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也有相应建树的历史召唤和不懈努力的过程中，必须要给中华文化一个带有普遍意思的象征性人物，必须重建断裂百余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脉。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人物非孔子莫属，中华文化中的主脉应该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经济实力提升的同时，文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文化、道德修养等）的步伐则相对滞后。
如果由政府或政党担当，不免给人无尽的遐想，难免与现实政治产生诸多联想，封建专制、等级观念、保守僵化等会跳进一些人的脑海。[5] 《李泽厚再论五四》，见《网易历史》。
因此，弘扬儒家文化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只有具备了这样前提，我们才能认识孔子的伟大，认识儒家文化的优长。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家庭结构等等，都在处在变革的过程之中。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已经成为国际经济领域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代儒学复兴过程中，包括二程和朱熹在内的思想家们，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奠定的新儒学文化，也是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资料的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诸公得柳字》有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
如果从这一点来看，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像，就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必浮想联翩。殊不知如果知识精英丧失独立精神和不苟同流俗的品质，不仅传统文化的精髓难以继承和发扬，就是像李零、钱理群等先生所关注的民主法制的社会理想也无从实现。
民主法制也是要我们不断努力的，中国乃至人类美好的未来是不会从天而降的。但此丧家狗应该不是贬义之称。
有鉴于此，有最后儒家之称的梁漱溟在上世纪20年代所著的《东西文化与哲学》，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其所提出的问题值得今人反思。更具体地来说，在孔子的时代，既没有像我们现代世界这样的急剧社会变迁，也没有随之而来的社会之中个体身份的动荡不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精神不可忘却。历史上的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不是为了适应今人的思想、迎合现代需要的，它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如汉代确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就是汉人在吸取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所做的富于时代特征的再创造，虽然今天看来其中有不少迷信与荒谬的成分，但不能否认它顺应历史发展、符合当时时代要求的主流价值。【注释】 [1] 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本，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李泽厚则以直白之言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高度评价孔子，但反对以尊孔的潮流来掩盖现代文明所要的科学与民主。
四、海外尊孔之举的启发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对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在复兴传统文化的思潮下，孔子的地位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如梁漱溟在其《东西文化与哲学》中，将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中和与印度向后看和西方向前看思想的对比，认为一味向后看没出路、一味向前看将困惑重重。
从这一点来说，今天反对尊孔兴儒者的担忧是可以理解。他晚年评价五四时，仍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有历史的必然，儒家文化中有不少有背时代发展大势的落后的东西[2]。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历史又证明封建体制内无法开出一条足以振兴民族、抵御外辱的新路。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处于多发和相对激化的状态，孔子思想固然可以给我们以正面的启迪，而其不适应时代的负面的东西，有可能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